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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巢守柏:全力布局生物制药,争做“最好的”免疫疗法

http://www.cphi.cn   2017-06-27 15:26 来源:转载

今年5月,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的PD-L1抗体Durvalumab获FDA批准上市。这是FDA批准的第5个同类产品。对于如何追赶,甚至超越比Durvalumab更早获批的产品,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巢守柏博士在接受生物探索采访时说:“Durvalumab不是第一个上市的PD-1/PD-L1抗体,但我们的目标是成为Best。这在制药届是有成功案例的,比如年销售超过160亿美元的‘药王’Hu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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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 巢守柏博士

       对早期专注于小分子药物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来说,2007年收购MedImmune是其布局生物制药非常关键的“一步棋”。近日,在接受生物探索采访时,阿斯利康高级副总裁巢守柏博士表示,MedImmune与阿斯利康合并后丰富的产品线是吸引他在2008年选择加入阿斯利康的原因之一。

       成立于1988年的MedImmune有着与基因泰克、安进相差不多的历史。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明星生物药”很多是利用了MedImmune授权的枝术,包括默沙东的HPV疫苗Gardasil、艾伯维的抗体药物Humira等。

       全力布局生物制药,产品线含120多个分子

       阿斯利康早期的生物制药产品线主要是来自MedImmune。如今,经过十年的发展,公司这一板块的产品线已经包括了120多个不同的分子。这些分子的来源包括内部研发和外部引入。据巢守柏博士透露,目前阿斯利康生物制药相关的研发团队已达2200多人,同时,公司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有500多个。

       作为阿斯利康生物类似药负责人,巢守柏博士透露了他选择项目的三大标准:1)市场需求,即产品是否是当下的医疗市场所需要的;2)是否与阿斯利康主推的三大领域以及研发管线互补(靶点或者技术方面);3)团队能否合作,这其中包括了对公司质量文化(quality-culture,研发生产的能力及可信度)的评估。

       截至目前,生物药已占据了阿斯利康产品线的“一半江山”,与小分子药物“平分天下”。公司的肿瘤、呼吸道疾病以及心血管和代谢疾病研发管线非常充足。此外,为了配合产业化,阿斯利康还加强了“硬件”建设。2011年,公司在美国建立了非常大的抗体生产工厂。这不仅为阿斯利康后续产品的生产和上市提供了保障,也成为了公司增加营收的一条途径。据悉,默沙东公司的明星PD-1抗体Keytruda就是在阿斯利康的这一抗体工厂生产的。

       巢守柏博士告诉生物探索:“将来,我们可能会在生物制药板块有更多的投入,使公司在这一领域实现长足发展。”

       PD-1/PD-L1抗体,我们的目标是“成为Best”

       目前,在生物制药行业,癌症免疫疗法无疑是最热门的领域。其中,PD-1/PD-L1抗体这类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因其惊人的抗癌效果(FDA已批准这类抗体用于治疗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头颈癌、膀胱癌等多种癌症)受到了全球制药公司的追捧。阿斯利康是这场激烈竞争中的关键成员之一。

       今年5月,FDA正式批准阿斯利康的PD-L1抗体Durvalumab(Imfinzi)上市,用于治疗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膀胱癌的一种)。在此之前,BMS、默沙东、罗氏、默克/辉瑞的PD-1/PD-L1抗体已早一步进入市场。其中,BMS和默沙东各自的PD-1抗体获批适应症都已达6个。

       对于如何提高阿斯利康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领域的竞争力,巢守柏博士表示,阿斯利康在这一领域的布局从很早就开始了。尽管Durvalumab不是第一个上市的PD-1/PD-L1抗体,但是公司希望能够争取将它做成Best-In-Class。现在大家的一个共识是,想要使免疫疗法造福更多的患者,联合治疗将是必然的趋势。阿斯利康的策略是,在免疫联合治疗方面做到最好。

       他说:“不是首个上市,却做到最好在制药届是有成功案例的,比如艾伯维的Humira。它并不是同类产品中第一个上市的,但去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60亿美元,远远超过比它更早上市的产品(如Remicade、Enbrel)。我们希望,阿斯利康能够争取将Durvalumab做到像Humira一样。”

       据了解,早在2015年,阿斯利康就与另一制药巨头新基(Celgene)达成合作,共同开发Durvalumab用于血液学恶性肿瘤治疗的联合疗法。此外,知名分析机构EP Vantage最新的报告显示,阿斯利康仅Durvalumab与其CTLA-4抗体Tremelimumab的联合就有超过40项研究。

       除检查点抑制剂外,阿斯利康在细胞治疗领域也有布局。公司已经与CAR-T领域的领头公司Juno Therapeutics达成合作,希望能够通过将检查点抑制剂与细胞治疗联合,在实体瘤治疗方面有所突破。

       谈及对细胞治疗前景的看法,巢守柏博士说:“新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细胞治疗的进步。现在看来,这一技术是充满希望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它的成本非常昂贵。在制药行业,成本过高必定会导致产品的商业化受到阻碍,早期被批准上市的细胞治疗产品Provenge就是一个例子。”

       他强调,如何通过新的技术或方法降低成本是CAR-T等细胞治疗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这一领域的几家领头公司也正在这方面积极布局。举例来说,Kite Pharma近期‘挖角’了一位曾在基因泰克负责生物制药生产的高级管理人员,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其在传统药物生产方面的经验降低细胞治疗的成本。

       回首二十年,这些制药里程碑让我印象深刻

       当被问及这二十多年生物制药行业的发展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巢守柏博士回忆道:“其实,我最初进入生物制药行业选择的是疫苗领域。我一直认为,疫苗的发展对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以乙肝疫苗为例来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从美国默沙东引进乙肝疫苗后,中国的乙肝感染率从原来的10%降低为不到1%。如果以14亿人口来算,10%就相当于有1.4亿人会感染乙肝,乙肝疫苗的使用让这个数字下降了10倍。”

       事实上,在惠氏任职期间,巢守柏博士参与了世界首个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疫苗Prevenar的研发及推广上市。这款肺炎疫苗的最新版“Prevenar 13”去年为辉瑞公司(2009年收购了惠氏)带来了近60亿美元的收益。他告诉生物探索:“从研发到上市,惠氏为Prevenar花费了15年的时间。全世界大概每年有100万婴幼儿在2岁之前会死于肺炎。这款疫苗的有效率超过85%。如果按照每年全球有1亿新生儿出生来算,就相当于有8500万人能够得到Prevenar的保护。”

       除了疫苗,巢守柏博士还谈到了乳腺癌药物赫赛汀(herceptin)。他说:“这款抗癌药的问世给HER2 过度表达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福音。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当时我老板的太太得了乳腺癌。正是因为这款药物,她得以存活下来。这一抗体药物去年销售额排在全球前十,给罗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关于herceptin,巢守柏博士还与记者分享了一个不幸的故事。巢博士太太的一位同学因早期治疗时人在中国,未能及时用上herceptin在3年前离开了人世。这个故事再次反应了国内医药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国外上市的领先产品在国内要晚很多年才能上市。

       对此,巢守柏博士表示,最近一段时间,CFDA发布了大量能够改变这一现状的政策,包括鼓励进口药物直接在中国上市,大大提高IND审评速度(从2-3年提升至60个工作日)等。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切实落实下去,不仅将加速进口药物在国内的上市进程,同时也会推动国内创新药的研发和上市。

       展望

       作为生物制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免疫疗法的发展其实才刚刚开始。根据IMS的报告,这一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1500亿美元。这对大小公司来说都极具吸引力,也将促使它们有更大的投入。采访的最后,巢守柏博士强调,人类对癌症的认识还非常不足,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探索。其中,能否借助中药在癌症治疗中调节免疫功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更好地理解中药的作用机理可能会对免疫疗法有促进作用,包括用于免疫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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