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一个最高分诺和诺德，丹麦会重蹈“诺基亚”危机吗？

1. 诺和诺德裁员与“诺加亚”忧虑

九月的丹麦并不平静。诺和诺德，这家长期以来被视为国民骄傲的制药巨头，突然宣布将在全球裁员九千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丹麦本土。对于一个人口仅六百万的小国而言，这样的震荡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市场的动荡，更是社会心理的波澜。

这种高度依赖，让人们自然联想到芬兰在诺基亚衰落后的教训。学界和媒体甚至造出了一个新词——“诺加亚”（Novo-Nokia），来形容丹麦可能重蹈芬兰的覆辙：一旦单一企业失去竞争力，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心态都会随之坍塌。诺和诺德近一年市值蒸发六成，美国市场份额被正在被礼来追赶，让这种担忧在社会上迅速蔓延。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虚幻的心理投射，而是有现实的经济后果。过去几年，丹麦的财政盈余和高福利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诺和诺德的超额利润。根据财政部测算，公司税收贡献约占全国的 15%，其带来的增量收入被直接转化为减税政策、福利扩张和科研投资。如今，随着利润预期被连续下调，政府的未来收入预测已经被迫修正。劳动力市场同样受到冲击，单是这次裁员就可能使全国失业率上升 0.2 个百分点，而诺和诺德在扩产过程中对工程、服务、建筑等行业的“虹吸效应”，一旦逆转，也会让这些行业感受到余震。甚至连科研和创新也可能受到波及，诺和诺德基金会过去几年曾是丹麦基础研究和高性能计算的最大资助者之一，如果公司利润放缓，基金会的捐赠规模势必难以维持高位。

因此，诺和诺德的走低不仅是资本市场的波动，也确实意味着全国经济面临实质性的不利影响。丹麦是否会像当年的芬兰一样，因单一支柱企业的衰退而陷入“诺加亚”式困境，成为当前社会讨论的焦点。

2. 从忧虑到思考：丹麦是否只有诺和诺德？

面对诺和诺德的动荡，丹麦社会出现了罕见的焦虑情绪。媒体热议“诺加亚”风险，投资者担心养老金缩水，地方小镇居民也在重新审视消费计划。这些反应并非杞人忧天，而是反映了诺和诺德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超常份量。然而，如果将丹麦的未来简单等同于诺和诺德的起落，则难免忽略了更复杂的现实。

丹麦制药产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被诺和诺德“单点放大”，但并不是孤岛式的单一结构。与芬兰当年的诺基亚不同，丹麦拥有一批在细分领域深耕多年的制药企业：灵北在中枢神经科学建立了全球声誉，LEO 在皮肤科药物上形成了长期壁垒，Genmab 在抗体药物和平台化创新方面走出了独特道路，Bavarian Nordic 与 ALK 则分别在疫苗和过敏免疫治疗上占据全球 领先位置。此外，Zealand Pharma 和 Ascendis 在肽类与长效递送领域展现出持续创新力。再加上 Ferring、Veloxis、Xellia 等跨国资本深度嵌入的存在，丹麦的医药版图远比一家公司更为多元。

诺和诺德的波动确实会撼动全国经济，但并不足以决定丹麦制药业的命运。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大中小企业共同构建的产业韧性：一种由细分领域壁垒、跨国合作网络和科研持续投入支撑起来的稳定性。也正是这种韧性，让丹麦在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波动周期中，能够保持超出人口规模的影响力。

3. 中枢与皮肤科的双重壁垒 

如果说诺和诺德撑起了丹麦的代谢病和肥胖治疗版图，那么灵北（Lundbeck）与LEO Pharma则分别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和皮肤病学领域建立了持久的壁垒。

在全球制药公司纷纷多元化的浪潮中，灵北始终坚持聚焦中枢神经系统，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偏离轨道。从抗抑郁药 Cipralex 到抗精神分裂药 Abilify Maintena，再到近年的偏头痛预防药 Vyepti，灵北的产品线覆盖了神经精神疾病的多个核心领域。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开发的高失败率与长周期，反而成为一种天然屏障，使得能够坚持并积累临床和市场经验的企业寥寥无几。灵北正是凭借这种耐性，在一个异常艰难的治疗领域中站稳了脚跟。

LEO Pharma也在横向上开辟了皮肤科的壁垒。从银屑病、湿疹到特应性皮炎，LEO 长期在皮肤科外用药市场处于领先位置。随着生物制剂的兴起，公司通过推出 IL-13 单抗 Tralokinumab（欧洲名 Adtralza，美国名 Adbry），完成了从传统制剂到现代免疫疗法的跨越。皮肤科市场的特殊性在于，患者人群广泛、用药依从性复杂、竞争分散，能够在这一领域建立全球化产品体系的企业并不多见。LEO 的持续投入，使得丹麦在皮肤科学领域也拥有了全球话语权。 

4.抗体平台的输出模式 

如果说灵北和LEO代表了丹麦制药业在传统治疗领域的长期坚守，那么Genmab则展示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通过技术平台和合作模式，在全球创新药产业链中占据关键位置。

Genmab专注于打造具备差异化优势的抗体分子，然后通过授权和合作推动商业化。最成功的案例莫过于与强生合作开发的达雷妥尤单抗（Darzalex），这款药物成为全球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支柱，也为Genmab带来了长期而稳定的权利金收入。在此基础上，公司又与艾伯维联合开发了双特异性抗体Epcoritamab（Epkinly/Tepkinly），并已在欧美获批，进一步验证了其研发模式的可行性。

这种平台化路径也对丹麦的创新生态产生了外溢效应。风险投资更愿意押注早期抗体和生物技术公司，因为他们看到了Genmab模式的可复制性。科研机构与初创企业也得以通过合作，更快进入国际药企的研发链条。这种模式使得丹麦在抗体药物的全球竞争中，能以一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家，持续创造出重要药物。

5. 多肽传统与丹麦路径——Ferring、Zealand 与 Ascendis 

丹麦在全球制药版图中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在多肽相关领域形成了深厚的传统。除了诺和诺德的semaglutide，liraglutide之外，还有多家公司拥有重要多肽资产。

2002年Ferring 在哥本哈根建立国际药物中心，以合成多肽类 激素制剂切入生殖医学与泌尿学。公司开发的促性腺激素、缩宫素类似物以及后来进入市场的 GnRH 拮抗剂 Firmagon，奠定了其在生殖健康与泌尿科药物中的领先地位。即使总部2006年迁至瑞士，Ferring 目前在丹麦Kastrup的中心依然在保持多肽药物开发的基础上不断外延，并创造出微生物和基因疗法等众多新模态药物。

同样坐落在大哥本哈根首都大区的Zealand  Pharma成立于 1998 年，致力于将多肽创新推向代谢病与罕见病领域。Zealand Pharma善于通过合作推动研发进入更高阶段。与勃林格殷格翰合作的 Survodutide 已经进入肥胖症和MASH（代谢功能障碍性脂肪性肝炎）三期临床；与罗氏的 Petrelintide 则探索胰淀素类似物的差异化潜力。这种“合作型创新”，是丹麦肽药路径的重要特征。

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Ascendis Pharma 带来了另一种延伸。它而是以 TransCon 技术平台为核心，通过可降解的暂时性载体延长蛋白或多肽药物的体内半衰期，从而改善给药频率与患者依从性。凭借这一技术，Ascendis 已经将 Skytrofa（lonapegsomatropin）和 Yorvipath（palopegteriparatide）推向市场，分别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和慢性甲旁减。

6. 免疫与疫苗的双翼——Bavarian Nordic 与 ALK

免疫与疫苗则构成了丹麦制药业另一条鲜明发展路径。最具代表性的两家公司，一家是以公共卫生安全见长的 Bavarian Nordic，另一家则是长期深耕过敏免疫治疗的 ALK-Abelló。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丹麦制药业的另一种韧性：在全球竞争者稀少的细分领域，通过持久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深耕，建立起全球先进地位。

Bavarian Nordic 的声誉在 2022 年全球猴痘疫情中达到了顶点。其小天花和猴痘疫苗 Jynneos（在欧洲称为 Imvanex，在加拿大称为 Imvamune）成为当时全球各国的首选储备。事实上，Bavarian Nordic 早已是全球唯一能够大规模生产改良痘苗的企业之一，并长期与美国 BARDA、欧盟 HERA/欧委会的应急采购框架保持战略合作。除了痘苗，公司也在开发Ebola 异源疫苗以及癌症免疫疗法，努力将传统疫苗研发与现代免疫治疗结合。丹麦通过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形成不可替代性，赢得在全球危机中的战略位置。

相比之下，ALK-Abelló 选择的赛道更为独特。过敏性疾病在全球范围内患者庞大，但真正能提供系统化免疫治疗方案的企业却寥寥无几。ALK 在舌下免疫治疗（SLIT）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其草粉片 Grazax/Grastek、豚草片 Ragwitek、尘螨片 Acarizax/Odactra 已经在欧美和日本市场获得批准并建立起市场规模。过敏免疫治疗的难点在于疗程长、依从性差、临床效果易受质疑，ALK 通过标准化片剂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注射免疫的壁垒。这一领域的高进入门槛和有限竞争，使得 ALK 的全球地位长期稳固。

7.创新前沿：Biotech 的多重功能

如果把丹麦的制药业比作一棵树，Pharma 是撑起树冠的主干，而 Biotech 则是提供新芽与养分的根须网络。它们的价值更在于如何为产业源源不断地提供分子、靶点、平台与人才，在宏观下行周期，则以技术转让与里程碑付款形成收入缓冲。

在代谢与多肽药物赛道，Gubra 的角色尤为典型。它兼具早期发现与实验模型的双重能力，一端连接大型药企的在研需求，一端孵化自有或共同开发的多肽候选药物。这种“服务＋共同发现”的双轮驱动，既能以稳健现金流覆盖研发波峰波谷，又能把丹麦在多肽类和代谢疾病上的历史积累，继续转化为可复制的管线产出。Gubra 与多家跨国药企的协作，实际上为丹麦代谢病创新提供了一个可外延、可反哺的长周期机制。

核医药与诊疗一体化也是丹麦 Biotech 的特征。Curasight 以 uPAR 靶向为核心，把影像诊断与放射性治疗结合起来，用同一个靶点实现患者筛选和后续治疗，从而让用药对象更明确、治疗更集中。

自免疫与疫苗同样是丹麦生物技术公司的成功领域。Evaxion 用 AI 驱动的新抗原与病原体靶点筛选；MinervaX 专注孕产妇用的 B 族链球菌疫苗；ExpreS2ion 则以蛋白表达与 VLP 平台为基础，以技术平台的通用性作为合作基础。

炎症与皮肤科同样是丹麦 Biotech 的另一块重镇。MC2 Therapeutics 通过处方与皮肤递送的优化，在外用制剂上做出了实质性差异，并改善了患者使用体验；UNION Therapeutics 把 PDE4 等通路在不同炎症指征上做更深的临床分层。

在神经肌肉疾病罕见赛道，NMD Pharma 专注神经肌肉疾病，以骨骼肌 ClC-1 通道为作用靶点，面向重症肌无力（gMG）等适应症推进临床研究。尽管临床风险高、周期长，却能与丹麦在神经科学与电生理上的学术强项严丝合缝。SNIPR Biome则试图用 CRISPR 或噬菌体等手段精确清除耐药菌群，技术本身充满挑战，但在全球抗菌药困境的背景下意义突出。

正是这些看似分散的 Biotech，把丹麦的制药业从单一龙头带动，拓展成一个可以自循环的创新网络。

8. 从“诺加亚”阴影到产业韧性

诺和诺德的大幅裁员，确实让丹麦社会经历了一场集体焦虑。作为全国经济与财政最重要的单一企业，它的任何波动都会被放大为对未来的担忧，“诺加亚”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财政盈余、就业市场甚至科研资助，的确都可能在诺和诺德减速时感受到冲击。

然而，把丹麦的未来简单等同于一家公司的命运，未免低估了这个国家产业体系的厚度。灵北与 LEO 在中枢与皮肤科领域建立的长期壁垒，Genmab 的抗体平台与合作模式，Ferring 和 Zealand 在多肽药物上的传统与延续，Bavarian Nordic 与 ALK 在免疫和疫苗上的双翼，再加上 Gubra、Curasight、Evaxion、MC2、UNION、MinervaX、ExpreS2ion、NMD Pharma、SNIPR Biome 等 Biotech 的活跃群落，构成了一个能够自我更新的产业网络。这里需要特别校正的是，Ascendis 已经拥有两款获批产品，属于制药主干力量，而不是 Biotech。

这种韧性并不只存在于企业层面，还深植于丹麦的科研与学术体系。哥本哈根大学自 1903 年以来孕育了 10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 4 位直接来自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1920 年获奖的 August Krogh 更是把胰岛素带入丹麦，催生了诺和诺德的前身。今天，哥本哈根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常年位列欧洲前十，占据全国生命科学科研产出的重要份额。其 Panum Institute 是北欧大型医学研究与教育中心，为临床试验与产业转化提供坚实平台；诺和诺德基金会更是以数十亿丹麦克朗的年度资助，推动蛋白质科学、AI 药物发现与量子计算等跨学科突破。大学、医院、基金会与企业之间的高频互动，使丹麦的创新能力具备了持续再生性。

丹麦制药与生物科技的故事，并不是单枪匹马、折冲杀阵的场景，而是一张由多个细分壁垒、跨国嵌入和学术根基织就的网络。危机感需要被诚实地承认，但同样需要看到，这种制度化的创新土壤，才是丹麦制药在“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的制药领域表现出韧性的关键。

Ref.

Wass, S. et al. Novo and Orsted Made Denmark Rich. Are the Boom Times Now Over? Bloomberg. 11. 09.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