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G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夏小燕表示，“在过去十年民营医院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成功的综合医院，他们的特点往往在于：明确自身的定位与发展特色以实现差异化，以基本医保为基础，发展混合支付，借力公立医院合作伙伴资源加快业务发展。”

       在各地密集出台的社会办医的政策中，这种向强者倾斜、鼓励做大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比如在“上海健康50条”发布前，业内传闻“上海市要放开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规划限制”，但在最终出台版的文件中，健康点发现，取消规划限制只针对“100张床位及以上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全科诊所和中医诊所”，弱化对上规模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准入限制而非全面放开，显示了上海市医疗卫生管理者取舍的精明之处。

       有的则更是“粗暴直接”，直接“用钱说话”。今年8月10日，郑州市出台的《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实施方案》充满了中原文化的豪爽朴实，直接规定：郑州市社会办医疗机构取得三级甲等和二级甲等资质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和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亲儿子”“干儿子”的差别还有吗？

       过去一直有种说法，对卫生主管部门而言，社会办医疗机构是干儿子，公立医院是亲儿子。

       这虽是笑言，确是不少社会办医人的直观感受。不仅是因为公立医院依然承担着绝大多数的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任务，地方卫生主管领导一把手也大都出身公立医院院长岗位，在政策支持、关注重点、财政给付上自然会倾向公立医院。而在医保准入、职称评定、土地流转方面“亲疏有别”的政策更是成了社会办医疗机构难以突破壮大的“玻璃天花板”。

       虽然不能说“亲疏”之分已经完全消失，但是至少在政策和政策制定者的反馈看，这样的鸿沟在迅速缩小。健康点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卫生部门领导开始乐意为高水平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站台。以上海为例，去年上海市嘉会国际医院、今年7月绿叶医疗集团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合作的“克利夫兰医学联合”医院活动上，都频频能看到上海市卫计委正副主任的身影。

       亲疏之辨更直观的感受就在于“给钱”。虽然中央已经多次重申，“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范围，医保管理机构与社会办医疗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在程序、时限、标准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对待。”但往往这一政策的前提是社会办医疗机构需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上海健康50条”就规定，“鼓励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参照公立医院同等价格政策或病种费用标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对在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病人，基本医疗服务的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公立医院同等收费标准予以结算，非基本医疗服务费用由病人自负。”这一政策的突破之处就是医保结算“看水平”而非“看出身”。这意味着能提供高水平医疗服务的社会办医院，哪怕是营利性医疗机构，也可以享受基本医保结算。

       对此，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看的很通透：“这些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兴建不需要政府投入，还为政府、社会分流了基本医疗服务，理应给予基本医保‘国民待遇’。”

       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来说，能够被纳入区域医疗改革试点也是颇有获得感的一件事。去年3月，北京市医疗改革正式推行，而位于河北燕郊的社会办医疗机构燕达医院，也同步实施了北京医改政策。这是京外唯一一家可以持北京的医保卡报销、同步实施医改的医院。

       据燕达医院数据统计，自2017年1月5日北京医保实现在燕达医院实时结算开通以来，持北京医保卡来燕达就诊的患者由之前的每月560人次，快速增长至每月4144人次。截止至2018年4月12日，燕达医院累计接诊北京医保门诊患者36519人次，出院患者3383人次。

       中国的社会办医疗服务业正处于激动人心的行业转折点上。这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办医人和资本的“自嗨”，而是真切反映在各地白纸黑字的政策文件上。只是，这些政策也将造就社会办医的“马太效应”：只有那些在规模化或品质化上有突出效应的非公医疗机构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市场、资本和政策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