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结束的2018全国药店周暨第13届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年会上，有与会主讲嘉宾透露，随着抗癌药零关税实施、创新型进口药审评审批的加速，新一轮国家谈判呼之欲出。实际上，在去年国家集中谈判有了实质性进展后，业界也翘首以盼新一轮谈判早日启动并能将相关品种加速纳入医保目录。而在《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国家谈判无疑寄托了更多的期待。

       谈判的主体与维度

       关于新一轮国家医保药物谈判的启动，业界首先要关注的是谁将会是谈判主体。

       回想第一次由政府出面谈判是原国家卫计委，当时5个品种谈成3个，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时的品种只能进入新农合和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医保。第二次是国家人社部牵头谈判，44个品种最后谈成功36个，并且均进入了医保乙类目录。

       两次谈判的区别是：前一次谈判成功的药品无法进入城镇职工医保，不过进入医院使用是不占药占比的；后一次谈判成功的药品则全部进入城镇职工与城镇居民医保，但在医院里的使用会占药占比。如果新一轮国家谈判是由“超级局”国家医疗保障局主导，那么事情一定更好办。

       药品也是商品，必须允许它有盈利的空间，这样企业才能取得不断发展的动力，也有助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力度的提升。但由于药品又是特殊的商品，所以在特殊时期也必须体现药品救死扶伤的价值，即使亏本，也得保证供应。

       因此，如果从谈判的维度考虑，则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让药品体现价值，包括药品的临床效果、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到了中国最终应该是什么价格，要有参比。既然需要考虑药品的临床效果，考虑其市场价值，肯定也要考虑药品的安全性，还要考虑所谈判的药品在国内是否有相同品种或可替代品种的情况等因素。也就是说，要从药物经济学和药物价值评估维度进行综合考虑。

       如果考虑周全了，再进行谈判，让相应的品种在市场得到充分的竞争后，效果一定更好。不能拍拍脑袋把降价作为一个指标，那样会带来很多后遗症。

       还要解决谈判品种能否进入医保目录的问题。如果暂时不能进，经谈判后把价格降下来，对患者也是一种的福音。所以说，价格谈判必须继续推进，而且要继续加大力度。

       与“二次议价”有质的区别

       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需要考虑“二次议价”。笔者以为，通过谈判后的品种再进行“二次议价”是绝对不行的，因为目前各地的“二次议价”有些变样，还是会给医院一定的返利。国家现在给进口抗癌药免关税，又让这些药物经国家级谈判后进入市场，对谈判后的品种若再进行“二次议价”，极有可能造成这些药品的短缺，或者从市场上消失。

       平心而论，现在进口的一些抗肿瘤药让本土药企马上进行仿制难度是很大的。对于这些药品的谈判，考虑的基准还是造福于民，让患者能够用上药并且价格又比较公道，也让进口商愿意把药品销售到中国这个世界的医药市场上来。去年人社部谈判成功的36个品种，据笔者所知，有几个药品在中国市场上难寻踪迹，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盈利空间，有些生产商或许就不愿供应了。当然，也要注意到目前已有合资企业将同通用名的药品价格降到低于国产药的情况，值得引起重视。

       总体来说，对于新一轮国家谈判，一看谁来主导谈判，二是看谈判的维度，必须围绕药品的价值进行。三是谈判后的药品要加尽快加速进入医保目录。四是分清谈判和“二次议价”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据闻，现在有关部门也希望以药品谈判的方法来代替对网上集采的药品进行价格动态调整，这也是一种新的药品采购的尝试。这种新的采购方法笔者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但需要利用谈判全面进行，并不仅仅局限于进口的抗肿瘤药。

       今后的药品采购，甚至都可以进行价格谈判，这样更公道、更合理。当然，谈判的价格也要基于每个省市的具体情况确定。有些地方可以是五省平均价或十省价或全国价，每个省市都有每个省市的做法，要基于每个省市的医保支付能力考虑。

       “两票制”实施带来的影响不可小觑

       最后，谈谈“两票制”实施对药品谈判的影响。众所周知，进口的抗肿瘤药有很多都是国内商业企业总代。也就是说，国内的商业企业进口总经销后开出的第一票会视为生产企业，但外企药品进入我国的价格是口岸价。这里，问题就来了：口岸价是一些外企在国外就定了的，我们作为总经销的品种，如果再要做比较大幅度的降价，对商业企业说来要认可这个价格就很难了。这是客观存在且棘手的问题，这些总经销的品种利益空间本来就有限，如果这类品种进入谈判再降价，对商业企业而言是很大挑战。对一些总经销的品种价格是基于离岸价为底价的话，如果还要谈判继续降价，国内商业公司可能就得倒贴，或增加这些药品短缺的可能性，这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