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于2020年底前建立并实施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具体由各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实施。

       《意见》要求参加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医药企业作出守信承诺，将给予回扣等有悖诚实信用的行为纳入评价范围，采取企业报告与平台记录相结合的方式掌握医药企业失信信息。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医保局签署《关于开展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信息交流共享的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建立医药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定期通报制度，积极司法成果在医药价格和招采领域运用。

       治理医药领域贿赂，总是向着医院医生来的，总把医院医生拿红包、拿学术服务费用作为突破口，但多年来持续治理的成绩并不乐观、可靠。除医院医生以外，好些在带金销售利益链条上的形形色 色的灰色部分好像被隐晦了，谁让医院医生人数最多、与患者接触最直接呢？

       本文，我们围绕新政及配套措施，尝试分析新政真正能起作用，有哪些抓手，需打破什么？

       抓住举报信，有利有弊

       在新政发布以前的一段时间，一些地方的大三甲家医院频频被贴举报信，匿名举报医药公司向医院医生非法行贿。因为证据不足、消息来源无法查证，类似这种情形到最后都不了了之。

       当时有人认为，“多地医院频频出现举报信，和当下激励的药品市场竞争和严峻的就业现状脱离不了关系”，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将是综合医改乐意看到的情形，带金将更不得行。

       为什么？继医保、市场监管、医政部门后，行业内争终于为打击带金现象提供无死角的生产力。有利益竞争的举报主体不仅会有竞品上的举报，也可能出现跨品种、跨适应症的举报。

       我们认为：对接纳举报的处理部门、医疗机构来说，应该预见到这种严峻性，举报信指哪，调查组或公开解释就要指哪，而干指不打将为处理部门、涉事单位带来不可预想的被动效果。

       相关处理部门、医疗机构也将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息事宁人态度转变为智慧打击、举一反三、自纠自查，因为频繁与被举报带金销售事件扯上关系，是很难解释得好听的事情。

       然而，举报信也可能属于臆测、构陷，需要一定机制、一定平台来对接投诉需要，才可持续、可相信。新政提出“采取企业报告与平台记录相结合的方式掌握医药企业失信信息”突破。

       “企业报告与平台记录相结合”有效运行，就意味着：不是只记录企业自主报告的，还有其他任何主体实名举报的；不是只记录法院常规转告的，不把平台记录仅当作一个备案功能。

       医药代表之间、医药代表与医院医生之间的生态关系已发生不可逆转、不可修饰的微妙转变，而医保部门作为战略购买者体现更加团结的力量，这一消一长体现了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

       在利益生态里，徇私还会有，舞弊会减轻；贪赃还会有，枉法要严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背景下，医药产业全链条才是战略新兴产业，带金猫腻只会越来越少、迫不得已被药企抛弃。

       关于“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提法，我们认为：医药价格对应每一段周期，而招采信用对应每一段准入，为使两者相互循环促进，我们应重视药司、医院医生在工作运行期间的行为表现，使准入环节的影响事件大部分来自于常态化监管期间，来自于有效的举报。

       服务费用应予下架

       无独有偶，最近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因领取高频小额学术服务费用，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案例，我们观察的直接问题有两个：一是单笔学术服务费用金额不大，二是学术服务费用频次很高。那么，为什么药司要分很多次的名义打款，以至于频次高得看起来很不合理。药司普遍这样操作，都有其道理。在负责任的医院及相关监管部门、社会舆论看来，都是掩耳盗铃。

       我们更关注：为什么是药司给医院、医生一定费用，而不是反过来？假如能够完全禁止药司过来买单，监管起来就不是总金额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类似行为的问题。如果一步过渡到这种局面还有问题的话，建议可从：禁止医生收费，采取医院直接收费的方式来予以过渡。

       不隐晦地说：学术服务费用很容易成为商业回扣的载体。就是因为药司比医院医生“有钱”，所以由药司通过公司财务或医药代表发放“学术服务费用”。只要有这项费用的存在，就无法在学术活动、药品价格上厉行节约，践行医药商业领域“无带金”就难以获得医生支持。

       众所周知，在药品零加成政策以后，无加成的院端销售药品使医院药学部从利润部门变为成本部门，如果再把学术服务费用的资金流切断或转向，就更加重了药学部的成本部门属性。这样不是不好，就反而加强了药学部的技术权、程序权、话语权，就能“一百步笑五十步”。

       包括新政在内，一直强调如何如何惩罚涉事违规的药司，对涉事违规的医院医生往往很难下决心惩治。大概原因在于：一是人人知道医院医生的辛苦付出和薪酬收入不成比例，医院和患者离不开医生劳动；二是有类似违规行为的医院医生不是个别现象，有法不责众的意味。

       直接解决的方案就两条：一是严格法律、政策要求，令行禁止、没有例外；二是建立包括学术服务费在内，所有“合法”费用都应账本透明。我们认为：经济手段是十分具体的，具体到可不可以领取学术服务费，由医院还是医生领取学术服务费，法律是随时准备出手打击的。

       医院医生成为众矢之的，尽管医院医生的实际收入在刨除灰色收入以后，与技术价值和劳动付出极不成正比。医院医生的薪酬分配体制，特别是在公立医院环境下，非常缺少市场经济的渗透影响。在新政及配套措施的影响下，我们期待医院医生和医药代表有能力适应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