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原祎鸣

编辑 |许悦

      受伤后的眼科医生陶勇早在五月份就重新出诊了，但是第一次上手术台面对面指导，还是9月26日那天在欧康维视博鳌会议上。从北京飞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陶勇要在手术室内现场指导为一名患有葡萄膜炎的患者注射药物YUTIQ的手术。

      本就是眼科名医的陶勇，于今年1月在朝阳医院被一名患者砍伤，造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两周后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在积水潭医院经历了痛苦复健后，他的左右手配合一直在不断重新适应中——一开始用左手拿眼底镜不方便，换成了右手拿，而每天看的病人数量也从从前的60-70人，锐减成只有10-20人，他的更多精力放在了科研、公益和科普上。

      但如果说公众一开始对陶勇的关注，是出于对暴力伤医的愤怒，那么在事件之后，许多人变成他的粉丝则是因为他对人性理解的通透和对不公遭遇的宽容，是出于对他人格魅力的敬服。

      陶勇现在在微博上有138万的粉丝，他勤奋地在社交媒体发了许许多多的科普，从疾病讲解到前沿药物分享。

      这一次亲临手术台，是为了身体力行的推广最前沿的葡萄膜炎领域药物，用陶勇的话来说，一次手术只能医治一位患者，但一项科技、科研领域的突破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患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国内现有葡萄膜炎患者约150万人。治疗葡萄膜炎的传统方法是患者口服激素，即吃化疗药。但这会产生脱发、不孕、股骨头坏死等多种严重的副作用。因此患者成了职业病人，需要要严格随访，每三个月来一次门诊，耗费的时间成本和费用高昂，还要承担激素的巨大副作用和炎症复发的风险和波动。

2018年，美国食药监批准可治疗眼部慢性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新药YUTIQTM（氟轻松玻璃体内植入剂）上市，这是一种在眼内局部注射氟轻松的药物，可以在眼内持续有效释放三年，控制眼内的炎症稳定不复发，并且操作起来方便安全，几秒钟的注射就可以结束。不过，目前YUTIQ在国内还没有获批上市，但根据政策，由海南省药监局审批为特许进口药品后，YUTIQ已经于去年在海南博鳌医疗先行区完成了第一针注射，病人可以在博鳌医疗先行区使用到这一新药。

      而陶勇愿意帮忙推行YUTIQ，和他从业13年来看到医学行业的改变有关。

      “以前大夫是越老越吃香，但现在不行了，因为疾病发展的理念变化的速度很快，新的技术也源源不断。比如眼底疾病，十年内治疗方法就变了三次，”陶勇说，“科技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很大的改变，很多医生会对高科技怀着抵制情绪，在变革的前夜，尽量抵制黎明的到来，而我就是这股浪潮的吴三桂，我不仅要向高科技投降，还要引清兵入关，帮助黎明早日到来。”

      同日，界面新闻记者也对陶勇医生进行了一次专访。现在陶勇的左手仍然肿胀到右手的二倍厚度，想事情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盯着手上长长的疤痕。“人一辈子早晚都要遇到几次小概率事件，就接受、解决这么简单。世界上难理解的事情太多了，想不通的我不去想。”陶勇说。

      但有关医学的痛点、有关二十年来行业的改变、有关疫情带来的影响等等问题，他却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以下文字来自陶勇医生的口述：

      我参与了四次“健康快车”（注：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分别是在广东韶关，河南漯河，江西乐安和吉林白城，这都是经济相对贫困的区域。

      我平时在大城市里工作时间长了，可能会有些麻木。有时候会觉得做医生就是上班，两点一线，月底发钱，就是一个机械性的重复。而且其实在医院里，很多时候治病都不是从患者的本身出发，都是要看患者的经济情况，选择他能够负担的起的治疗方式，要综合来考虑。很多患者会和医生因为药品和治疗价格的问题产生争执，这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再加上北京的选择很多，三甲医院就60多家，不信任他们就不会再来看。

      在大众心理有个误区，认为大城市的人看病都特别舍得花钱，事实上其实是在很多私立医院大家才愿意花天价，公立医院的患者也很计较钱，因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医疗服务不值钱，耗材和药值钱。而且我在健康快车上会发现一个很矛盾的点，就是农村患者没钱，但是他们心里认为北京的专家值钱，很多患者听说北京医生来了无比信任，你会觉得你被需要了，存在感很强。

      一个城市经济的水平决定了医疗的水平，对比之下我发现，北京能提供的很多医疗技术，例如耗材、硬件设备，在很多地方都不可能实现。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国可以尽早普及分级诊疗政策。现在无论有钱没钱的，病情或轻或重的都往大城市涌，造成了三甲医院一号难求的情况。

      分级诊疗的最好结果，是得了常见多发疾病的患者去基层卫生院，有高端需求的去私立诊所，真正的疑难杂症患者才去三甲医院，这才是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可分级诊疗的初衷虽然是好的，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首先医生人口比不足就是个瓶颈，现在全科医生的缺口仍然很大。

      这个领域不只要让人进得来，还要让人不愿意走。我毕业于北大医学部，全国顶尖的医学院校，但现在将近一半都离开了医疗岗位，有出国做实验的，有到基金会做投资顾问，有去当医药公司销售代表的，有从事计算机的，有干脆辞职带娃的，就连最高出身的他们都在这个领域呆不住，更不要说其他医生。

      分级诊疗制度难以落实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私立医院不够多。大家都觉得眼科的私立医院做的很好，毕竟有些私立医院都已经上市了。但弊端就是它的规模太大了，审批和流程都不够灵活，而且他们也要靠医保，而不是靠附加的医疗服务，所以在我看来，私立眼科和装修的好的公立医院没有什么区别。

      好多大夫最后都会选择留在公立医院，就是因为私立的医院也一样的不自由，也不能做到想用哪种仪器就用哪种仪器，晋升、评职称也都是一样的规则。现在私立和公立医院也是搅成了一锅粥，没有做到分工明确。

      我觉得想改变这个局势，最重要的是打造一个环境，让私立门诊能挣到钱。但解决起来其实很难，首先是现阶段老百姓对私立医院还是不信任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医疗领域存在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费用、技术、服务不能同时满足。

      中国看病医疗费用相对较低，技术也还可以，但服务不好，看病几分钟就结束；美国看病陪患者聊一个小时，但看病贵；加拿大欧洲这些地区，看病得等，得排队。这个问题在世界层面都无法解决，医学是个无底洞，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的寿命的增长，老龄化的加剧，医疗服务投入也会增加。

      我在1997年报考北大医学院，赶上了计划经济的尾巴，那个时候市场经济没有极度发达，做什么行业都不赚钱，都没有太大差别，都包分配。

      我能留下来（继续做医生），第一是客观原因，我进步比较快，31岁当了副主任医师，35岁当上了主任医师和博导，所以我的成就感更足，收入也自然更高。加上我是一个爱挑战的性格，我不喜欢重复性的工作，很多事情我掌握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就做疑难的事情，别人治不好的我能治好，有成就感。

      第二是我认为大多数医生会走，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不平衡，和金融白领比收入不高。但我接触的病人都是穷人，经济差到我要倒贴钱，他们那么穷，还得了病，真的很可怜，每天和他们相处，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患者，视力差到视力表在面前都看不见，就这么一个人从河南到了北京，自己一路摸过来。问他老婆为什么没来，他说老婆在酒店帮人洗床单，手伸到洗衣机里被绞了。这种还不算最差的，我也遇到无数患者因为患病，爱人跑了，这种事情不少，人生百态我都见过，相比之下，我真的觉得自己过得不差。

      第三是我会调整心态，我认为医生这个职业需要信仰化，毕竟我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信仰化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充实起来，不然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意义。医学成为了我的信仰，让我找到了宇宙平衡的道理，感受到了人生的百态，**得到了升华，我会感觉到工作是一种补给而不只是一种消耗。很多人觉得朝九晚五比较枯燥是因为他们感受不到成就感，认为工作只会带来物质层面的丰收，所以没有幸福感。

      到现在我还是会定期健身跑步，节奏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并且保证充足睡眠，我反而现在睡眠更好了，工作强度没那么大了，该放掉的也可以放掉了。以前出诊看太多病人，消耗太重，就像连续高考一样。很多人会问我现在工作强度小了会不会不适应，但对我来说做手术是种奉献，就好比你妈妈每天都要扫地，现在不用扫地了你觉得她会不会感到失落，不会的。

      本来受伤之前我就在向科研科普、管理和指导工作倾斜，也在培养团队来做一线，受伤只是成为了我调整工作重心的加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