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创新药企的市值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时代对其研发模式的认可程度。

       几年前，Me too被奉为圭臬。奉行Me too策略的Biotech，是资本的宠儿，比如嘉和生物。

       2020年10月，尚未有产品上市、管线主要是Me too药物的嘉和生物，市值一度高达160亿港元。

       但如今，时移事易，嘉和生物市值已不足10亿港元。要知道，截至2022年6月底，嘉和生物账上现金达18.58亿人民币，而公司总负债不过3.06亿人民币。

       嘉和生物净现金超过15亿人民币，远远超过市值，意味着市场认为其管线已不能创造价值，而是毁灭价值。

       当然，这不是嘉和生物一家创新药企的遭遇，也是所有主打Me too策略Biotech的困扰。

       不过，Biotech们的遭遇，并不会让大药企共情。

       翻看不少国内外大药企的管线，不难发现一点：它们仍然在乐此不疲的继续着Me too道路。哪些药物潜力十足，大家依然会第一时间学（fu）习（zhi）。

       例如阿斯利康，虽然和第一三共你侬我侬，但管线中布局的一款ADC药物 AZD8205，不能说与DS8021完全一样，只能说没有太大区别。

       国内药企方面，包括石药集团、贝达药业等在内的不少传统大药厂，依然在大力引进Biotech的Me too创新药，甚至是生物类似药。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Me too，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两个故事？谁，又能M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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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too药物的A面：创新药企腾飞的跳板

       在创新药研发领域，也有鄙视链。

       “Me too、Me better、Best in class以及First in Class”四类药物，被分为三、六、九等。

       First in Class意为首 创新药，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整个过程需要花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你的想象。First in Class自然是鄙视链的顶端。

       不过，First in Class并不意味着性能“完 美”，通常来说依然有极大的改进空间，由此有了Me better、Best in class药物诞生的基础。

       Me better偏向于性能比原研药存在一定优势；Best in class则是在所有同类药物中，战斗力最强的那一个。

       而所谓的Me too创新药，虽然不是完全照抄，但也只是通过结构式的改动绕开了专利风险，位于鄙视链最底端的应该是Me too药物。

       但即便如此，Me too药物并非一无是处。

       正是凭借Me too策略，日本创新药企业在控费的至暗时刻杀出海外，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日本走出了诸如武田、中外制药、第一三共等一系列大药企。

       过去几年，我国不少药企，也凭借Me too策略腾飞。

       拿国产创新药先驱埃克替尼来说，其上市10年累计销售额已超100亿。正是凭借埃克替尼的惊艳表现，贝达药业成功跻身于“pharma”行列。

       在大分子药物的热潮中，信达生物、百济神州、君实生物，也都是借着Me Too 药物PD-1东风，一举由Biotech跃迁为Biopharma。

       某种程度上来说，Me too药物不失为一家药企改变命运的绝 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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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too药物的B面：被人“唾弃”的商业模式

       当然，凡事总有两面性。

       由于Me too药物门槛较低，注定了这是一条极其残酷的赛道。越来越多药企希望借助Me too捷径实现跃迁，容易导致Me too变成We too。

       这也意味着，Me too药物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高高在上的创新药，也需要进入拼产能的厮杀阶段。

       这一点，PD-1最为典型。

       目前为止，我国已获批上市的国产PD-1已经有8款，而后来者仍在源源不断地研发PD-1药物。

       入局者如过江之鲫，PD-1的价格打“骨折”在意料之中。在2021年医保谈判中，信迪利单抗年费从9.7万元降为3.6万元，特瑞普利单抗从4.7万元降为4万元。

       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下，Me too创新药的盈利难度，似乎要超过仿制药。这也直接导致资本市场信仰的崩塌。

       不仅是在资本市场，从产业角度出发，Me too药物也遭人嫌弃。不少市场人士便认为，Me too只不过是低水平的重复，并不真正提高药企的创新能力。

       同时，不管是从研究设计、临床研究执行还是监管等角度来看，这些重复的Me too药物都消耗了巨大的资源。

       2021年7月2日，CDE《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在不少人看来就是CDE对低水平的Me too药物说“不”。

       这也将人们对Me too药物的分歧放在了明面上。一时间，Me too药物成为了众矢之的，投资人纷纷对曾经热衷的Me-too药物弃如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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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too药物，真的过时了吗？

       回归理性来看，Me too药物真的失去未来了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正所谓，存在即合理。在临床方面，Me too药物凭借性价比优势，对于众多患者来说是较好的选择；从研发出发，创新药研发困难这件事已经人尽皆知， Me too药物在这方面则是个例外。

       毕竟，Me too药物走的是成功者走过的路，能够更大程度地避开新药研发过程中的“坑”。也是因此，同样的研发费用，Me too药物产出新药的数量，会远高于真正的创新药。

       上世纪末，平均每1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日本能产出 24 个新药，而瑞士只有11个，核心原因就在于日本药企主打Me too策略。

       只不过，时势造就英雄。在如今的创新药红海之下，Me too已变成只有少数大药厂才能玩的游戏。

       一方面，按照风险与收益匹配原则，Me too药物与低收益挂钩应该是正常的状态。Biotech商业化团队的构建成本就已经不低。这就可能出现，赔本赚吆喝的情况。

       而大药企并不存在这一烦恼，因为它们通常具有宽泛的产品管线，能够通过联合用药推广药物。换句话说，多一款商业化创新药，反而能带来显著的“规模效应”。

       另一方面，商业化又恰恰是大药厂优势。具体到医院资源、进院能力、销售人数和覆盖力度上，都是大药厂们常年累月积累的结果，这注定是Biotech难以企及的。

       而商业化能力的差异，直接决定了同一靶点药物在大药企手里和小药企手里，商业化数字不是一个数量级。

       典型如恒瑞医药的PD-1。从上市时间来看，恒瑞医药的PD-1是第三款上市的国产PD-1，没有先发优势；

       从效果上看，由于未有头对头比较，因此没有直观数据。但恒瑞医药的PD-1，有毛细血管增生症的副反应，虽然这是疗效更好的见证，但依然会让商业化挑战增加。

       结果却是，恒瑞医药的PD-1自从上市开始，都是销售额最炸裂那一个；而部分创新药企，虽然在PD-1领域占据先发优势，却已泯然众人。

       另一个故事是，康方生物的PD-1派安普利单抗，在仅有三线治疗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这一适应症获批的情况下，凭借正大天晴强大的销售能力，今年上半年销售额近3亿元。

       就商业角度而言，不管有没有超适应症销售，这都体现了正大天晴销售团队的能力与价值。

       很显然，对于具备强大销售能力的大药厂来说，Me too药物依然有着较大的开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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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tech，需要去寻找自己的主场

       从商业角度出发，无论是Me too药物还是First in clas药物，并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对于Biotech来说，所处市场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研发模式。

       在2015年药监局政策改革之前，国内并没有一个有利于创新药发展的土壤，在这段时间国内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创新药。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生物制药行业面临的，是从无到有的困境。

       在创新药研发技术水平和产业积累远远不足的现实下，当时Me too药物成为了补足我国创新药空白的捷径。

       并且，由于彼时创新药研发仍处于蓝海阶段，即便是Me too药物也能获得高昂的回报。

       如今，国产Me too药物的获批数量均快速飙升，与络绎不绝的Me too药物形成对比的是，极为有限的的研发资源和市场空间。

       尤其是在医保谈判的大山下，Me too药物的想象空间更是快速缩水，Biotech想要靠着Me too药物继续赚的盆满钵满，如今已经不太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Biotech想要再凭借着Me too药物完成阶级跃迁，几乎已经是不可能事件了，再执着于Me too药物的研发意义或许并不大。

       对于Biotech来说，想要翻身农奴把歌唱，只有瞄准First in class药物或者Best in class，做出真正满足临床未满足需求的药物，才有崛起的机会。

       参考海外市场，First in class药物或者Best in class，才是Biotech的主场。眼下，中国创新药行业，也到了Biotech回归主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