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就一直在纳闷，为什么在BD交易合作最频繁的那段时间，无论是MNC，还是各类型海外药企，与之合作的国内药企都主要是biotech企业，而彼时新药研发更具潜力、更具持续性的恒瑞等大型制药企业却甚少有动静？

       照理说，两者相较，明显是久负盛名、新药研发历程更长、更具备可持续造血能力的头部药企更应是MNC合作的首选，是大型企业们徒有其表？还是大型药企们始终放不下“制霸全球”的梦想，亦或是单纯就是要价太高？

       但无论何种原因，最终结果就是，海内外BD交易中很少出现恒瑞之类的大型药企身影，也让全球资本市场难以注意到国内真正的创新药中坚力量。

       不过，自2023以来，局面终于迎来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以恒瑞为例，自江宁军成功被委任为集团首席战略官，恒瑞也因此拉开了新的BD序幕，一改之前留给众人“创新有余、BD不足”的印象。

       2023年2月，恒瑞创新药EZH2抑制剂SHR2554实现海外独家授权，将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及商业化的独家权利许可给美国Treeline Biosciences公司，包括1100万美元的首付款以及最多6.95亿美元的里程碑款。

       2023年8月，恒瑞与美国One Bio公司签署1类新药SHR-1905注射液授权许可协议，后者将获得在除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范围内开发、生产和商业化SHR-1905的独家权利，包括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2500万美元，累计达10.25亿及美元的其他未来收益。

       2023年10月，恒瑞的创新药吡 咯替尼再度出海印度，以首付款300万美元，最多1.525亿美元销售里程碑款与销售提成授权印度药企瑞迪博士在印度范围内开发及商业化吡 咯替尼。

       2023年10月，恒瑞医药发布公告，宣布与美国Elevar Therapeutics公司签署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抗PD-1单抗）的授权许可协议，交易总金额6亿美元。

       2023年10月30日，恒瑞医药与默克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后者将获得 HRS-1167在大陆以外全球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权利；以及SHR-A1904的全球独家选择权（大陆以外地区）；甚至拥有两款药品在大陆地区的共同推广的选择权。

       转头总结恒瑞2023年的BD行为，似乎曾经一股脑冲刺FDA的中国医药创新先行者们，开始转变了出海的思路，路线与国内创新biotech企业十分相似。而从恒瑞的海外合作客户数量上来讲，似乎海外biotech企业的比例要远大于MNC，似乎预示了创新药出海一种新的趋势。

       与海外biotech合作的深意

       首先，针对恒瑞加强BD战略背后的原因需要首先明确，即为何恒瑞要如此做？

       很明显，对于大多数国内biotech企业而言，BD出海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俗称“回血”，但以恒瑞的账上资金与持续造血能力而言，钱明显不是其根本目的，或许借由海外药企当地资源与优势，快速打出手牌才是目的，两者更偏向战略合作。

       而这样一来，怎样根据自身提点选择合作企业就成为了关键，根据恒瑞2023年的BD交易对象来看，其似乎并没有一味选择与MNC合作，反而是在2023年BD合作项目中海外biotech的比例更高。而就合作金额上来讲，所有合作金额上也并不突出，特别是首付款。

       但众所周知，MNC合作给出的价码相对是较高的，如果单轮合作金额，明显与MNC合作更具性价比，但通过近年海内外的合作案例分析，且不论能否顺利达成合作（合作之后又是否会被退货），至少就几点关键内容上，MNC就并非目前国内创新药合作的唯一选择。

       首先，mnc管线大多非常庞杂，且关键管线间存在巨大重叠，几百上千个潜在管线间，绝不可能将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个管线，要想合作的创新药管线能受到重视，何其难也。其次，如果管线得不到有效推进，后续的里程碑与上市分红又如何保证？甚至会不会因为蝇头小利而最终导致管线被“蝇头小利”？

       至于，担心授权给海外biotech企业，其能否有实力推进新药进度，也大可不必，在美国如今相对成熟的经济社会下，新药任何一个环节的困难都可以用钱解决，而对于融资便捷、高效的海外新药市场，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事。

       至少，以恒瑞的合作伙伴来讲，无论是Treeline Biosciences，还是One Bio（后改名为Aiolos Bio），无论是创始人团队（礼来子公司Loxo Oncology的前CEO及创始人、华生物医学研究所的前肿瘤全球负责人），还是融资能力都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在国内百济神州、再鼎医药等biotech企业都能将创新药推进上市，为何海外biotech企业就不能？

       由小及大，牵手MNC只是“水到渠成”

       当然，也不是所有创新药都交给海外biotech企业就行，也并非所有的创新药都适合交给海外biotech企业。照理说，创新性属性越强的产品也越适合给海外biotech企业，其可以针对该管线内容进行特异性优化，而与MNC合作，则需重点考虑其关注领域，当然如SHR-A1904这样的ADC管线，则肯定是优先选择与MNC合作最 佳。

       在恒瑞最终与默克达成的合作中，对于第一款药品（HRS-1167），其作为第二代PARP抑制剂，其原理上显示出了很强的PARP1选择性，亲和力更强，且可诱导DNA捕获，单用既有比之上一代更好的治疗效果，也很可能在之后的联用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潜力。某种意义上来讲，全球范围尚无同类药物上市，也就相对PD-1也更具原创属性，这也是默克选择与恒瑞达成的原因之一。

       同时，默克公司和恒瑞在PARP靶点不是新玩家了，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出现新一代药物后，双方在该领域上达成的是需求的一致，相关经验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合作的推进。对于恒瑞而言通过授权获得1.6亿欧元的首付倒是其次，构建一套与MNC合作的BD体系或许更重要。

       至于另一款合作药品（SHR-A1904），以目前ADC的火热程度，潜力自然也是更大，甚至有人认为其在此次合作中占据的权重更大。

       同样，恒瑞SHR-A1904所在的Claudin18.2靶点目前全球尚无产品上市，全球各项药物研究工作均处于研发前端，适应症多以Claudin18.2高表达的胃癌和胰腺癌为主。特别是在胃癌领域。Claudin18.2的阳性率要高于HER2的阳性率，Claudin18.2可能成为一个新的胃癌亚群的重要治疗靶点。

       虽说，SHR-A1904并非恒瑞ADC的唯一布局，也不是所有ADC项目管线中推进最快的，但同样掩盖不了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而从海外biotech企业到MNC的BD经历，恒瑞贯彻了循序渐进的基本准则，也代表着恒瑞医药的研发实力逐渐获得全球头部同行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