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以来，美国政客对于国内CXO等生物产业链的无端指控逐步加码，剧增了国内资本的市场厌恶情绪。

       实际上，这也引发了海外医药产业的担忧。在不少药企看来，一旦CXO行业、生物科技行业因不可抗力被复杂化，可能会扰乱正在进行的药物开发计划，推迟或破坏旨在创造变革疗法的计划。疾病、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共同面临斗争，并没有国界之分。

       日前，作为全球最大的生物技术贸易组织BIO（其成员包含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生物技术公司、学术机构、生物技术中心和相关组织，在生物科技行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同样发文抨击了相关提案。

       经历过COVID-19后，相信大家都会明白不同区域之间不会简单变成一个孤岛，而这样的冲击背后将没有赢家。

       01

       产业链精细化分工的产物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生物制药已逐渐形成了成熟、精细化分工的产业链。CXO则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无论是中国CXO亦或是在中国运营的CXO之所以能够打入全球产业链，并非偶然。核心在于，其质量、速度不逊于甚至优于海外企业的同时，国内的CXO拥有无可比拟的成本和效率优势。

       一方面，在国内的CXO企业拥有工程师红利和制造业供应链优势，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服务成本。

       创新药行业作为智力密集型行业，最主要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可以说药企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中国的制药相关人才，性价比很高。

       根据华西证券统计，中国头部CXO人均成本不足美国头部CXO同行的三分之一，2021年跨国CXO人均成本为10-12万美元，国内主要CXO企业人均成本3~4万美元（其中药明生物上升到6.9万美元/人)，中国的CXO企业人力成本优势显著。即使目前由于市场紧俏，国内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但仍与国外水平有一定差距。

       在此基础上，CXO企业也已建立了高附加值的行业壁垒，从资本密集模式向技术密集模式转变，在满足cGMP标准的前提下，利用自主知识产权进行新技术优化或革新生产工艺，大幅降低一产成本并减少三废排放和能耗。

       另一方面，因为工作习惯、制度等优势，国内CXO拥有远超过海外CXO的效率优势。

       当前，国内CXO行业已具备相对成熟的产业基础，不再停留在劳力输出的层面，已掌握诸多自主知识产权，从生产技术革新方面提升投入产出效率，这直接反映在我国主要CXO的人均产出更高。浙商证券研报显示，过去几年，国内CXO人均产出为10-15万元/年，高于国外同行的8-10万元水平。

       更重要的是，部分国内CXO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构建，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率，最典型的就是像药明康德提出的CRDMO一体化发展的模式。

       所谓一体化模式，指的是能够提供从“新药研发、临床前的药理、测试、药代动力学研究、安评，到临床试验，再到后续的注册、CMC、商业化生产”所有服务。

       一条龙的服务，免去了生物科技公司在各个环节寻找新合作伙伴的烦恼，省时省力还能保证效率的最大化。

       显然，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在国内崛起的CXO企业，是全球化、市场化经济的必然趋势。这背后，自然也是全球生物科技企业乐见其成的。

       自1970年代伊始，随着美国药物研发的复杂化和制药行业竞争的激烈化，产业链中的专业外包机构CXO应运而生。它们是生物医药行业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并慢慢从美国向其它国家转移。

       在近20年间，这一新兴行业在中国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这一背景下，以无端缘由对该产业进行打压，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创新药发展将是弊大于利。

       02

       逆势而为的蝴蝶效应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

       若国内CXO缺失，对于美国创新药行业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就眼下而言，如果议案最终能够成为法令，能否在短时间内填补这一产能空白是值得商榷的。毕竟，CXO的产能扩充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更何况这还不是一个单一产能的问题，其背后还涉及了特定应用型人才的缺口。

       尤其生物药以及目前市场火热的新分子市场，CXO企业生产技术平台的建立，产能爬坡、扩充，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具有较高的进入门槛。生物药行业永远缺乏高质量的产能，这也是诺和诺德现金收购Catalent填充GLP-1产能背后的逻辑。

       以当前最火热的ADC药物为例，其由抗体、连接子和毒素三部分组成，是化学小分子和大分子蛋白的连接，这导致其对生产稳定性的挑战巨大。

       并且，ADC药物生产也涉及多个生产场地。因为连接子和毒素是化学合成的，而抗体是细胞发酵，采用的技术和设备不同，类似相当于在三个场地生产三种药物。这就给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挑战，每个生产过程以及进出厂和运输都必须严格按照GMP规范执行，做好质量监控，才能确保药品出产的均一性。

       除了寻找其他区域运营的CXO产能的难度较大，如何动员药企将产业链搬回美国，也是一大现实桎梏。

       正如前文所说，在多年的全球化分工发展中，创新药的产业链已逐渐成熟，精细化的分工也使得产业链中各参与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较具竞争力的可视化的硬件门槛。

       而那些无形的、需要时间积累的门槛更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获得的。为保证药品的质量，保护公众健康，提高公众信任，药物研发、制造过程一直受到高度监管，而与之相伴而来的经验积累、质量体系认证、检查记录，以及最终赢得各界的信任，这对于CXO企业以及创新药产业链才是最为关键的。

       事实上，过去多年以来，包括辉瑞、诺华、礼来等在内的跨国药企们，一直在不断缩减自己的生产线，关停或出售包括美国本土内的全球各地生产基地。

       如果跨国药企想把已关停的生产基地，重新在美国再开起来，不仅要经历多年的产业基础重建，还要面临更严苛的环保法规带来的更高成本，更重要的是，需要承担更高的人力成本。

       这也是为什么BIO认为，相关政客提出的提案对生物技术行业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如果实行将立即对美国的生物技术部门产生负面影响。

       长远来看，国内CXO的参与缺失也将会对美国乃至全球创新药生态造成影响。

       首先，国内CXO的存在，本质上提升了创新药的研发效率。毕竟，这种低成本、高效率且又极其高质量的服务，对于推动biotech的发展来说是极为有利的。事实上，不少美国biotech也将中国CXO视为其成功的关键要素。

       其次，国内CXO也进一步帮助海外药企实现了增效降本的目的，这也为美国药价下降提供了扎实基础。

       众所周知，美国已经饱受药价高企困扰多年。假设供应链回流美国，考虑到药企为此投入的高额成本，以及日后运营的高成本等，创新药研发的成本势必将不断增长。为高价创新药物研发买单的，最终还是美国政府。

       03

       没有赢家的冲击波

       在全球化的市场中，中美生物科技行业的依赖是相互的。

       而如果由于某些外力，使得原本已成熟、精细化分工的生物科技产业链强行发生变化，将对中国乃至全球产业造成冲击。

       以CXO行业为例，国内CXO企业将失去重要客户，而与之合作的药企，药物开发计划也将受到影响，而最终是影响到终端的病患。

       而正如前文所说，对于美国本土产业来说，CXO完全是助力者的角色，而并非威胁者。事实上，那些美国政客对于在国内运营的CXO指控，只是无厘头的误导性说法，并非基于事实。

       单纯从业务层面来看，CXO也不可能对任何国家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毕竟，CXO的业务并不涉及基因组学层面，也不会对人类的各种基因组学数据进行收集。

       自始自终，这些CXO企业做的工作，都是助力产业发展，助力美国企业降本，减少医保开销，从而节约纳税人的钱。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CXO企业遭遇打压，显然是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

       事实上，不仅是产业界，学界也早已受到影响。医药健康领域关系到个体的生命健康，业界和民间都希望能够积极合作。欧洲、美国一些大的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协会、大学等，都曾经发过公开声明，强调要加强交流，反对脱钩。

       在此次事件发酵前，许多美国科学家也发出过警告，美国出于所谓“安全”担忧切断中美科研联系，可能拖慢美国在生物科技、清洁能源和电信等关键领域的发展。

       对于生物科技行业来说，几十年来形成的产业分工以及百花齐放、创新包容的技术，绝不是一家或几家企业能够担负起满足病患、公共卫生需求的。

       一旦因种种外力，将生物科技行业复杂化，最终将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