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还不足一个月，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改革计划、提名反疫苗人士小罗伯特·F·肯尼迪为FDA局长，在美国医疗卫生界已掀起轩然大波。
而其上台将对医药产业产生的影响，有在美医药投资人认为，考虑到特朗普向来不按常理出牌，包括对华策略，是否会延续上一轮在任时的贸易保护主义，或是更“在商言商”，一切尚无定论。
实际上，近年随着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愈发明显，逆全球化抬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MNC，在华策略都有所调整。
对欧洲企业来说，有人认为，“中美的地缘政治冲突，理应是欧洲历史性的机遇”。但欧洲MNC目前把握这种“历史性机遇”的倾向似乎并不明显。行业人士观察，受地缘政治压力影响较小的欧洲MNC，并不急于出手投资中国，反而延续了他们不急不慢的投资节奏。
这当中，有体制和文化惯性的因素影响，也有惮于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得不低调投资中国的因素。
受中美关系不确定的变化影响，美、欧MNC的在华策略呈现出不同形态。而这些不同策略是否将导致二者在华未来发展的一些分化，也和特朗普待颁布的政治措施一样，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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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企稳健投资，美企“抓紧薅一把”
和一般想象不同的是，本以为中美的地缘政治冲突，会给欧洲生物制药企业和中国的合作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但事实也许并不是这么简单。
先声药业国际投资负责人邵剑，和欧洲、美国的基金、企业多有接触，问及“比起美国，为何欧洲基金与中国合作不多？”他认为，欧洲市场、资金量、退出渠道都少于美国，欧归远远少于美归，欧洲企业文化强调生活工作平衡，导致效率低下。
此外他认为，这背后还有根深蒂固的体制、文化、经济原因：欧洲人骨子里的优越感，对中国生物医药崛起的敏感度不够，而机会导向的美国人没有成见，嗅觉灵敏；欧洲刻意在找差异化、优势点，错失良机；且民主化机构决策慢、执行力差，不如中美坚决高效。
这些结论，虽然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欧洲MNC，但也足以说明欧洲企业固守自己认定的价值观、一贯性较强的风格。
行业人士观察，比起美国MNC如今已较为惯常的在华撤裁举动，欧洲MNC在中国的研发中心还在建，合资的孵化基金还在做，LP也还在当。一些欧洲MNC仍会与地方政府合资建立一些孵化器、租用当地的楼厂等，以便更早捕捉到中国区的创新，也享受在当地的销售生产和其他优惠政策。
只是惮于美国市场对于这些欧洲企业的重大影响，这些举动都变得低调了许多。甚至也为了迎合美国方面的一些倾向，一些欧洲MNC会在新加坡等地开设新的CDMO，至少在姿态上要匀走一些中国的生产投入。
这位行业人士认为，这种投资风格并非完全是“保守”，而是恰好说明了欧洲人的“精明”——在美国投资早研等项目的资金有所退出的情况下，只要欧洲药企继续稳健投资，就能持续扩大在华的投资份额，“美企撤，欧企不撤，那欧企就赢了，拿到好东西的几率就高了”；
并且，这种稳健投资的策略，不会很明显地和美国方面的策略抗衡，因此欧企能够以较低的风险取得更高的“政治红利”。
而对美国MNC来说，投资行为就需要变得“短期”起来。如今在BD方面，美国MNC更多需要考虑如何将中国biotech的成熟资产直接引进来，而不是再去投资一个需要花数年时间来验证的平台型的或是早期的资产，“免得明天中美关系有什么变化，项目就不得不中断了”。
在中国biotech遭遇上市和融资压力、在研资产急于“出清”的背景下，因为难以预测中美关系是否将出现大变化，一些美国MNC抓紧了时间频频大加出手，“他们知道有中国有好东西，赶紧先薅一把，因为不知道明天政策就会有什么变化，这个窗口还能持续多久”。
停止在华建立早期研发中心也是同理。行业人士观察，一些药企宣布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建厂，其实是为了加速临床研究和药品销售，而非继续在中国进行早研。
的确，除了在研资产方面中国有“好东西”之外，在上市药品的销售层面，中国也越来越成为美国市场之外难以忽视的买单方。而建生产销售中心的回报，是比建早研中心更为确定的事情。
据引航资本团队成员盛立军观察，NewCo模式盛行的背景下，在基金圈，美国基金在加注中国，美国的跨国公司也不会背弃这股潮流。
不过这些只是概论，行业人士表示，落到具体的企业，在华策略也可能会和任职者个人的政治倾向有关系，有时与其出身背景也有关系。比如其家族中是否有华人姻亲，比如印度裔的CEO常常会选用印度的CRO服务商而非中国的等等。
但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的MNC，在特朗普上台明确政治倾向之前，在华策略“稳健”都是关键词，至少在舆论层面“不要突然上个头条什么的”。
行业预计，在上半年特朗普或将公布一些重大举措之前，MNC们确定新一年在华策略的时间，可能会从往年的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之间，往后拖延一些。在那之前，药企应该不会做大规模投资或撤资之类的举动。
-02-
得与失
听起来，目前美企在华的投资策略“短期主义”，欧企反之。行业人士认为，这并不代表谁的策略就能更好，谁能得到更多。
比如，美企默沙东持续加码中国，在2022年与科伦博泰就ADC药物连续三次达成合作，交易总额高达118亿美元。
“PD1的专利期到了之后，肿瘤领域可以打多种PD1+ADC组合拳，同时引进了礼新的PD1/VEGF双抗对冲风险；非肿瘤领域，去年以7亿美元首付引进同润的CD19/CD3做自免，以1.12亿美元首付款从翰森引进口服GLP1小分子，和自研的新型口服PCSK9做心血管代谢的组合疗法。”NewCo孵化机构合伙人彭巍等行业人士认为，默沙东迅速有效地利用了来自中国的资产，来完善自己的管线布局，接着高效推进海外临床，未来有望陆续上市多款重磅药物。
虽然默沙东在中国早期药物研发方面的布局并不明显，但其在中国建立的临床研发中心，可以助力其上市药物在中国多个适应证的获批。可以说，默沙东在中国的策略是不吝投资，但又较为精准的，而非“撒胡椒面”式投资，接下来可能会继续寻觅大药，比如pan-Kras。
而欧洲企业的投资手法，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在中国得到另一些东西：持续的在当地投资、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有利于欧企将来在中国药物适应证的获批及销售。
比如赛诺菲，几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布局AI制药，两个多月前才宣布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约10亿欧元设立生产基地，创造了公司在华最大单笔投资纪录，将重点服务本土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用药需求，而这是赛诺菲在华的第四个生产基地。
在盛立军看来，美国的基金和跨国公司能以较为理想的价格买入中国的优质资产，对于降低美国患者的用药费用、对医院和医保都有好处。唯一会感到不利的，可能是美国本土同样做早期研发的biotech和高校研发团队，因为他们的发展空间被中国的biotech挤压了。
盛立军认为，中美双方的基金和biotech可以加强交流合作，美国基金投资中国项目的同时，中国基金也可以投资美国的项目。
无论是哪种投资策略，强生与传奇生物这样的新型技术平台在早期临床阶段就开展合作，历时多年，共同开发出西达基奥仑赛、并在美上市销售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
不只是撤资。实际上撤资由多种因素推动，而且约在十年前就开始陆续发生。监管压力、本土创新药崛起的竞争压力、专利保护的压力、越来越高的人才成本……都成了MNC撤裁中国早期研发团队的原因。早年这样做的有艾伯维、诺华、礼来、GSK等等。
事实上外资撤研发中心，在企业发展、人才等方面也给中国biotech留出了空间。比如，2016年左右诺华的在华早研团队撤离后，老同事们纷纷在中国创业，多家本土优质biotech由此涌现。这批前诺华早研团队成员、如今的创业者组成了一个非官方组织“曾诺”，时常相聚、彼此扶持，为打造生物医药生态圈贡献心力。
除了撤掉研发中心、减少对早研项目和在地投资项目的投入外，在MNC的中国公司内部，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中国区有时看不到总部更深和更前沿的布局，但总部需要了解中国有哪些研发成果，尽早合作”。大多数MNC中国分公司的职能，越来越偏向于临床研究和BD合作，“有风险问题，也有中国区优势的考量，通常不会布局药物的全链条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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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和机遇
如果说传奇生物西达基奥仑赛的成功，曾是中美关系“蜜月期”的产物；那么其母公司金斯瑞所在的CXO行业，又见证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后果。
2024年年初开始，《生物安全法案》进展不断，众议院、参议院版本分别提及药明生物、药明康德，两家企业的股价几度大跌。当年4月，该法案的倡议者更是致信美国联邦调查局，要求对金斯瑞和其三个子公司进行情报简报，对股价造成了负面影响。
虽然《生物安全法案》目前并未单独立法，美国总统的换届也为该法案最终成行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但此前行业有分析，美国总统换届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情况即可实现扭转。未来中国CXO的海外业务，在面临全球竞争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中国并未对在华发展的MNC有什么严格的限制措施。然而从研发到销售，创新药行业早已是全球化市场，美国、中国作为创新药的重要研发和销售市场，其政治经贸的新政策、中美关系的冷热变化，可能将直接影响到MNC研发和销售层面的资源流动，因此都将对MNC在华政策有所触动。
“政治的归政治，商业的归商业”是一个值得倡议的美好愿景。在不可控的局势面前，无论是MNC还是在地的biotech，都需要主动进行自我调整，规避风险，抓住机遇。
对美国MNC来说，这种调整可能是把握窗口期，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已初步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面临融资和支付压力的档口，尽可能多地引进中国质高价优的在研资产；
对欧洲MNC来说，调整可能意味着继续低调进行在中国的投资，BD和早期研发投入同时进行；
而对于中国的biotech来说，彭巍认为，这一轮产业调整的目标是：抓住MNC正面临大药专利到期、需要更新更多管线的窗口，回归未满足临床需求的本质，不冒进不跟风，针对靶点biology和竞争格局，正确选择best-in-class或first-in-class立项，整合中国早研的执行效率和海外丰富的临床开发经验与商业化资源，开发出性价比高的好药。
“‘历史性的机遇’不限于欧企或美企，而是全球患者和策略型制药人的机遇。”彭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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