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保大保小"，如今的"生育疲劳"。

       6月26日，一条关于避孕医疗器械的热搜冒了出来，"避孕套巨头过去两年销量下降40％"。

       图源微博

       猛一看，妥妥的利好生育市场，

       利好儿童药品市场，

       利好房地产市场，

       利好母婴市场，

       利好教育产业…

       但打开一看，根本不是那回事。避孕套销量的下滑，并不代表人口增加，而是因为使用场景的减少。而且有报道称，中国市场避孕套使用场景一半发生在家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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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概是疫情流调的继发效应，也可能受损于疫情的隔离政策，甚至于直接挂钩到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无欲则刚的需求量。如果真的如留言网友所说，那这后面受影响的还会有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一系列的辅助生殖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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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化问题，总有些政府机构能脑洞大开大合，迸发出异于正常人的思路。比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取消了宪法规定的堕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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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污名化堕胎，到正常的医学堕胎，其实是经历了好多年的人类抗争。1850年。一位孕妇找到勒努瓦博士，希望能堕胎。孕妇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骨盆先天畸形，其狭窄程度难以顺产，极有可能出现并发症。这问题对于现代人而言，可能不假思索就能说"剖腹产啊"。但我们要明确一个时间问题，剖腹产的成功率，得益于抗菌药物出现和无菌理念的诞生。在勒努瓦博士的时代，剖腹产无异于宣布死刑。但当时堕胎是犯罪的，要么坐视孕妇死于剖宫产，要么就得堕胎。

       于是博士向医学会提出了报告，希望就选择母亲还是婴儿，给出明确答复。这件事意义重大，以至于直接影响了百年以后的中国影视剧。在无数家庭剧中，都出现过这个镜头，医生推开产科手术室的门，"赶紧定！保大还是保小？"继而推进剧情进展，这种操作，和影视剧里学生一早恋就怀孕一样能凸显编剧卓（弱）越（智）的医学观察力。

       至于美国政府这禁止堕胎的方案，是不是为了促进生育率，不太好说。但在古代确实有不少鼓励生育的成功案例，当年越王勾践为了增加人口，提出了二胎奖励政策，很明确二胎是男孩的，奖励一壶酒、一条狗；二胎是女孩是女孩的，奖励一壶酒、一头小猪。如果生的双胞胎，国家包养一个，三胞胎的，国家安排奶娘保证食物充足。这叫啥？能落地的政策鼓励。而在古罗马，有个《三子法》，对于一对夫妻生育了至少三个以上的孩子后，那么就在一些方面享有特权。

       从古至今，都是把生育作为个人意愿为前提的引导，而非限制。如果多个地区都把堕胎禁止，那么压力就到了避孕上。夸张点想，把避孕套、事前或事后避孕药等同为枪支管理也是有可能的。毕竟在古代某宗教里，规定只有当一名妇女会因为怀孕造成健康上受到损伤时，才会允许其避孕。

       对于性行为而言，大概只有人类才会沉溺于此，乐不思疲。但如果把性行为与生育强制画等号，那么多数人的频率次数会骤减，甚至直接导致边缘化性行为流行。这增加了传染性疾病的肆虐，反而会让老龄化的困境下，再增加一个"中年有病"。

       从古代的自然繁衍到近代的自我避孕、医疗堕胎，都是依靠医疗技术的发展与药物的发明。当年避孕药与避孕套的出现，都是引发巨大争议的，炔诺酮最开始注册为治疗习惯性流产、功能障碍性子宫出血、痛经和不育症。在当时治疗这些病的常规操作都是偏激且昂贵的，比如直接进行子宫切除。上市之初，用炔诺酮来避孕属于典型的超说明书用药。而现在，炔诺酮的作用里有明确可以用作探亲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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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避孕药在一些场景下，是无法完全取代堕胎手术的，这里面医疗因素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因素，以及个体的意愿选择。毕竟人的妊娠期长，中间发生变故，是正常现象。直接禁止堕胎，只是把一些问题给掩盖了，人可能生了出来，但随之而来的必定还有无尽的后续问题。把一个医疗事件，扩大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想必不是政策制定者愿意看到的。

       参考资料:

       《不存在的孩子》

       《越王勾践发迹史》

       《避孕：性自由和孕自主的千年挣扎》

       《避孕药：一个改变世界的药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