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s)，即抗体偶联药物，是一类通过化学接头将单克隆抗体与小分子细胞毒素偶联起来的药物。这种类型的药物结合了单克隆抗体靶向性强和小分子毒素活性高等优点，相较于传统化疗及单抗，在降低小分子细胞毒素毒副作用的同时，又提高了药物疗效。

       2019年，3款ADC新生物药获得了美国FDA批准，为历年最多。截至2021年3月，全球已有十款ADC药物获批上市。近年来，ADC药物的研发热情高涨，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在ADC药物创新的战场上竞相布局。

       ● ADC药物设计的3个关键因素 ●

       抗体、连接技术和细胞毒 药物是ADC药物设计的三大关键因素。

       ADC药物最关键的构成之一是抗体，理想的抗体应与目标抗原结合，具有高亲和力，同时具有最低的免疫原性。连接技术连接细胞毒素分子和抗体，其结构以及化学性质对ADC药效有重要影响。通常情况下，连接技术需要在血流中保持相对稳定，以便能顺利地在肿瘤部位释放有毒物质。目前ADC药物使用的细胞毒 药物主要包括了微管蛋白抑制剂和DNA抑制剂，常用的药物有NMAE、DM1、卡奇霉素等。

       除此之外，ADC药物的成功还需要综合考虑优化多种因素，包括了细胞毒 药物的优化、偶联方式的优化等各个方面。

       ● 全球已获批ADC药物的适应症 ●

       在全球已获批上市的十款ADC药物中，除了辉瑞/惠氏两款ADC药物的单抗为IgG4，之外其他8款的单抗均为IgG1。这主要是因为IgG1分子对靶抗原有较高的亲和力，而且在血液中半衰期较长，使得抗体易于在肿瘤部位聚集。

       在全球ADC药物的发展初期，绝大多数的ADC药物均以血液肿瘤作为适应症，仅Kadcyla布局实体瘤适应症。早期ADC药物使用的连接技术多为腙键，易在低pH值环境中水解，在血液循环中会出现缓慢水解的现象，导致采用腙键技术难以设计出靶向实体瘤的ADC药物。近年来，随着多肽键等新一代Cleavable linker的运用，靶向实体瘤的ADC药物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已获批上市的ADC药物共涉及到8个靶点，其中CD22, CD30, CD33, CD79b, BCMA这5个靶点的适应症为血液肿瘤，诸如急性髓性白血病、霍奇金淋巴瘤等；靶点HER2、Nectin-4、Trop-2的适应症为实体瘤，获批适应症分别为HER2阳性乳腺癌/胃癌、尿路上皮癌、三阴乳腺癌。

       ● 国内已获批上市的两款ADC药物 ●

       2020年，国内已获批上市的ADC药物包括罗氏制药的KADCYLA及武田制药的ADCETRIS，分别用于HER2阳性乳腺癌、大细胞淋巴瘤和霍奇金淋巴瘤。

       资料来源：CDE

       除此之外，2020年3月，辉瑞Besponsa在中国的上市申请已纳入到优先审评范围，上市进程进一步加速，有望成为下一款国内上市的ADC药物。

       ● 国产ADC药物的临床布局 ●

       截至目前，国内虽然尚未有国产ADC药物获批上市，但包括荣昌生物、科伦药业等在内的多家本土制药企业均布局了ADC药物的开发。

       从目前的临床试验进展情况来看，进入临床阶段的国产在研ADC药物共有25款，其中处于Ⅰ期临床的ADC在研药物多达19款，进入Ⅱ期临床及Ⅲ期临床的ADC在研药物有6款，其中包括了荣昌生物的RC-48、浙江医药的ARX788、东曜制药的TAA013、云顶新耀的IMMU-132、科伦药业的SKB264及美雅珂的MRG003。

       资料来源：药物临床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荣昌生物的RC48采用创新型抗体Disitamab，较曲妥珠单抗，其EC50值更低，有望进一步降低ADC药物常见的不良反应等问题，已有的试验数据亦表明RC48的肝**低于同类HER2 ADC产品。

       围绕RC48，荣昌生物从2015年开始在国内开展了多项临床研究，其在研适应症覆盖了尿路上皮癌、胆道癌、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等。其中，晚期胃癌适应症的上市申报已于2020年8月递交NMPA，并被纳入到优先审评药品名单，有望在国内率先掀开国产ADC药物治疗晚期胃癌的序幕。